新中国真的很厉害，把以前那么落后的物质环境，那么愚昧落后的社会组织，改造成现在这样，虽然中间曲折很大，代价很重，但是结果的成功是我难以想象的。
袍哥作为旧中国秘密结社组织的一个代表，宗族乡绅势力真空的一个填补者，大部分人包括我对其都缺乏了解，这本书完全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本书由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所写，通过对60多年前一位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的学士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深入挖掘和与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向我们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四川会党组织“袍哥”的运作模式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日常。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袍哥可以说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自称）起源于郑成功在反清复明过程中的一次盟誓，通过吸纳各个社会层次的成员和严密暴力的组织方式，成功的取代了在社会动荡中不在稳固的乡绅基层自治架构，在巴蜀大地占据了重要的社会地位。
本文选取了一个袍哥会社的“二把手”，以其个人、家庭以及在袍哥组织中的地位的起伏兴衰，向我们讲述了袍哥会社的运作模式和其与当时社会的冲突和互补之处。直到49年后党接管了四川地区后，通过严厉的打击，才让这个组织销声匿迹。书中对于袍哥各种细节，诸如切口，规矩等组织文化的描写，与一位位袍哥中人物相结合，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新鲜而落后的旧中国一角。我为书中主角的落魄悲哀，为主角女儿被杀的悲剧而不平，但是反过来看现在的社会，书中落后愚昧的旧中国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我无法不更为新中国在短短60余年中取得的成就所感动。
=====以下是书摘======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显微镜下透视袍哥江湖，再现民国秘密社会的传奇岁月。荣获《新周刊》年度图书、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 (博雅撷英)
王笛
第一章 杀死亲生女
2019-05-28
从中华民国刑法看，雷明远杀死女儿的行为，根据第271和272条，都是死罪或无期徒刑。但是在1939年的成都郊区“望镇”，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甚至并没有因此吃官司。人们默认家族和袍哥的首领有生杀大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1930和194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乡村，哪怕是靠近省城的郊区，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中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法律，并且逐步建立了现代地方司法系统。但是这个例子却告诉我们，在地方社会，现代司法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法律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有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2019-05-28
人们之所以对私刑无能为力，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法和帮规仍然可以在地方社会中畅通无阻。吕思勉便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经常说“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这里有许多原因，如政治不稳定，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执行法律；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差异甚多，实行统一的法律有困难，因此造成“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习惯法非常流行；还有“社会上的恶势力”的存在，他们热衷于实行“家法处置”，等等。[14]作为秘密社会组织的袍哥，家法帮规的处置更是家常便饭。
2019-05-29
。从雷明远杀女的例子看，这其实就是家法和帮规的实施，但看不到宗族的影子。[16]这和川西平原宗族不发达有关，清初移民入川，整个宗族的迁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造成宗族控制的削弱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2019-05-29
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2019-05-29
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10]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川西平原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2019-05-29
川西平原，地主无论大小，多住在乡场。乡场能提供的娱乐非常有限，因此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之地。[21]另外，四川的许多茶馆，其实都是袍哥开办的，而且常常就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
2019-05-29
传统秩序仍然维系着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相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区，这里受日寇侵扰较少，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但是这种稳定也只是表面上的，农民、农村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在这个动荡年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并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各种回应。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2019-05-29
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这些都表现了这个组织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府为摧毁这个组织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至1949年之后，这个组织才最终消失。
2019-05-29
清代袍哥又有“哥老会”“会党”“会匪”“帽顶”等称呼。哥老会的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历来颇有争议，但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说明哥老会与啯噜的某种渊源关系。如啯噜的首领也多称“老帽”“帽顶”，清人和近人也多称两者产生于四川。左宗棠则直截了当地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李榕也指出：“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清末编辑《成都通览》的傅崇矩也认为：袍哥“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亦谓之棒客”。[18]关于“棒客”这个说法，在沈宝媛的调查中也得到印证。在“望镇”，所谓“棒客”就是浑水袍哥。[19]
2019-05-29
袍哥对他们的起源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沈宝媛的调查报告“附录一”，简短讲述了和上面提到的袍哥与《海底》之“缘起”类似的故事：“袍哥”又叫“汉留”，它的兴起始于郑成功，他“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所以于顺治十八年（1661），“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为袍哥之始”。当时的文件称《金台山实录》，“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应该为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20]沈宝媛这里的说法，大致和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其实都是沿袭《海底》的故事。说明当时袍哥普遍对自己的起源采纳了类似的说法。
2019-05-29
袍哥《海底》、“汉留”以及对自己组织之起源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指出的“被发明的传统”的一个过程。他们利用“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21]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凝聚力。
2019-05-29
，保正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非但无薪俸，而且处于地方、乡村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当政府强加额外征收或民众因歉收无力缴纳赋税时，保正职责便更难执行，他们在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之间进退两难。不过，虽然担任保正这类维持地方秩序的职务有种种难处，但毕竟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因此捞到一些好处，所以有不少小绅还是乐于出任
2019-05-29
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45]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
2019-05-29
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51]
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52]
2019-05-29
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2019-05-29
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她“外强中干”的性格，沈宝媛猜测她的经历也许改变了她的个性，她不再“懦弱”，而是变得“猛烈”，而且“接近于凶狠”。她脾气很坏，嗓门很大，十年前她的气势，“能压倒她的丈夫”，并借此左右其他袍哥兄弟，她曾经“近乎泼妇的模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所以在袍哥兄弟中，有“疯婆”的称呼，但她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别人“慑于她的威风”，遇事要由着她的性子来。[19]沈宝媛发现雷大娘与袍哥弟兄们很接近，虽然她有时候也会给雷明远带来麻烦，但是“有了这样新的助手似的妻室”，对他在江湖上地位的提高，却是有所帮助的。[20]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2019-05-29
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正如第三章所介绍的，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4]
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做“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5]
雷明远
2019-05-29
沈宝媛还看到“望镇”的袍哥常与“特务（当地缉查）勾结”，利用“陈腐的官僚手段”，干着“违反人民利益，反民主的事项”，而且乡公所经常使用“高压政策”，征收“不合理”的赋税，“抗战时抽买壮丁，贩鸦片，严禁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甚而至于阅报之自由，也就是藉着他们的双重身份，发挥优越势力的原故
2019-05-29
雷明远既非像蔡兴华那样具有左翼思想的“正面袍哥形象”，也非像贺松那样在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地方豪强，而似乎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袍哥首领。可以这样认为，蔡和贺是两种极端，雷可能最接近川西平原上大多数袍哥首领：注重个人势力发展，并从中捞取好处，同时也为地方谋福利。其实，从经济地位来说，雷应该是社会底层的一员，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佃户而已。可见，即使都是所谓的舵把子，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
2019-05-29
川西平原普遍存在的租佃形态。大地主一般都在城里居住，如果将田地分租给佃户，在手续、收租等方面都有种种不便，所以都倾向于将数量较多的田地，直接租佃给一些大佃户，这些大佃户又将田分给其他小佃，形成了二重佃，所以租佃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了地主、大佃、小佃等多重租佃关系。“这样，大佃户得以保障生活。”[21]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一般小佃户要好，所以雷才得以养活那么多食客。需要说明的是，雷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佃户，一般我们所称的大佃户，是以转租为目的，但是雷却是雇人耕种，不过这样，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佃田的收益。
2019-05-29
过去川西乡村契约关系的重要，遵守契约，是维持地方秩序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川西平原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川西农村基本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们看到从1920年代以来，在两湖、两广、江西等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却都没有在川西平原出现。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更远，也很难看到从成都平原掀起的农民起义。其原因当然与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使人们不肯轻易铤而走险有关；不过这种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既定制度合法性的认可，以及乡村惯习的制约，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19-05-29
应该说明的是，沈宝媛上面提到的地里90%的收成归地主，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是“稻麦”，而其他产品，特别是杂粮，佃户留下的比例大得多。川西平原的纳租习惯，以水稻为主，佃农所得不过是水田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如每亩产谷2石，则纳租谷1石6斗，即80%交租了。如果只看稻谷，这个比例非常高，但是小春和杂粮则全部归佃农，包括蔬菜、小麦、菜籽、红薯、玉米、胡豆等。在华北平原，一年只能一熟，而川西平原一年两熟，加上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收成有保障。所以尽管田租收取了稻谷的80%以上，但是佃农仍可以靠小春作物、杂粮和经营副业为生。因此，如果把小春杂粮等计算在内，佃农一般交给地主的地租为50%左右。
2019-05-29
由于川西地区农业的过密性发展，亩产已经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总体亩产量和清末相比没有大的增长。对雷明远来说，地里所产，必须精打细算，方能有所积蓄。但是他的袍哥身份使他无法节省开销。后面我们将看到他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第六章 精神的世界
2019-05-29
显而易见，关羽的这些故事对于袍哥弟兄们有多么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开会的时候，他们的仪式其实采用了中国风俗中传统的“招魂”模式，他们想象（或者他们相信），这个仪式能够把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保护神请到现场。英雄（或关神）的到来，赋予他们一种力量、一种正义，或者一种合法性，和神产生一种精神的交融、义气的沟通。这样单刀会的各种议事日程，才具有权威性。而且，在这样的气氛下，这种仪式有着巨大、神圣的力量，起着凝聚成员、同仇敌忾、鼓舞士气的作用。袍哥的这些信仰，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支柱。在清代，这种信仰是民族主义的支撑；辛亥革命以后，反满不再是他们的目标，那些早期的革命信仰，转换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这种革命信仰，和大众宗教崇拜（特别是关帝崇拜）结合在一起，成为非常有效的黏合剂，保证了他们对自己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无条件忠诚。
第七章 神秘的语言
2019-05-29
他们竭力避免说“杀”字，而以其他较隐蔽的字代替。如把某人扔进河里，称“把他毛了”；活埋或暗杀，“传了”；杀某人，“做了”或“裁了”。这些说法都借自工匠、理发匠、屠夫等行话，还有很多则直接采用盗贼的语言。如果他们计划行窃，称之为“摸庄”，或“写台口”“看财喜”等。领头行窃的人，称“抬梁子”。绑架小孩以索取赎金，称“抱童子”；绑架妇女，称“接观音”；绑架富人，称“拉肥猪”。抢窃后坐地分赃，称“摆地坝”。如果得到几个银圆，便说得到了几只“肥母鸡”。由于他们有这些行为，所以傅崇矩指出袍哥的隐语也包括“贼话在内，吾人不可不知。如出门，遇有人说此等话，即宜远避，以免中害。彼等话语甚多，书不胜书”。[24]根据他们的这些语言，像傅崇矩这样的批评者，便判定这个组织有暴力和犯罪倾向
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
2019-05-29
她还看到，在一个社区里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制度，许多不同的力量”，这些制度和力量，可以是互相交织，彼此影响和关联。但是在诸多制度和力量中，总是有一种特别强大，“甚至可以形成全社区的中心力量，使社区里其他制度都自然而然的纳入这优越制度的轨迹里面”。那么，她的结论就是，“袍哥会社之在望镇社区，便俨然得到了这种优越地位”。这种影响，“甚至超达至地方行政的领域”，而在地方上起着重要的“平衡的作用”。所以，她考察袍哥，试图“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33]按照沈的观察，在“望镇”，袍哥的作用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可见在乡村社会中，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这里，她并没有对“制度”和“力量”做进一步解释，在我看来，一个地方社会的“制度”和“力量”都是多维度的，可以是政治的（政策、机构）、血缘的（家庭、家族）、地域的（全国的、地方的、乡土的）、经济的、文化的（风俗和传统）、伦理的、法律的、阶级的、集团的。但是在“望镇”，袍哥却把一切网罗到一起，犹如编织了一张网的蜘蛛，网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了动静，这只蜘蛛能够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通过对袍哥的考察，沈宝媛感叹于“社会制约（Social Control）的伟大力量”。这里她特别标示了英文的Social Control，暗示这里的含义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2019-05-29
其实，中国社会学的建立，一开始就和农村紧密联系着。那些早期在大学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开道、李景汉、吴文藻以及吴的学生费孝通等，研究的重心都是农村调查。[21]还出版了不少农村社会学教材。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复的《农村社会学》，这是中国这一领域最早的教材之一。此后，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相继出版。[22]这些教材都是联系中国农村实际，研究农村社会性质、人口、土地、经济、金融、教育、组织、自治等问题（图14-2）。
沈宝媛所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早期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最优秀的学者。该系创办于192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华同学会步济时、艾德敷（D.W.Edwards）倡导发起，目的是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设施培养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才。[23]吴文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初回燕大任教，他竭力探索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国情研究的理论构架，培养出相关研究人才。193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R.E.派克（Robert Ezra Park）受邀来燕大讲授社区调查方法，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24]随后，吴文藻安排李安宅先到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派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送费孝通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随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读博士学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2019-05-29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崇义”变为“大丰”，是1959年2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崇义调查“大跃进”的情况时建议的。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家乡，在这次调查中，他发现了基层干部浮夸产量、农民缺粮、饥荒等严重问题，哀叹“崇义”并不崇义。当然，他建议改名，可能是因为崇义已经名不符实，也可能是希望这里来个大丰之年。可惜，对真相的探索，执着的性格，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自杀来抗争对他的不实指控。[20]从沈宝媛的调查，到田家英的调查，中间也不过相隔了14年。与个人命运一样，崇义桥这样的地方也经历了种种沉浮和变迁，不免令人唏嘘。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2019-05-29
我们对崇义桥征粮的细节缺乏了解，但是根据一项对1949年底和1950年初四川江津的所谓“大户加征”的研究，江津县人民政府当时按照当年征粮配额，“增加六成普征”，主要针对所谓的地主和富农“大户”，而实际加征率是将近80%。因此造成有些地主拿不出粮食，“用地来抵公粮了”。当地主无法承受高额加征时，“普通农民被要求增加税额”，不少所谓“富户”，只好通过“借贷”来“完清公粮”。而且完粮的运输也是由他们自己承担的，“纳税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有的家庭“连六十岁老头，十二岁小女、太太、小姐都参加了运输”。那些没有存粮且无处借贷的“大户”，情况更为糟糕，征粮人员到这些人家坐催，交不上粮就不走，甚至“开大会批评”，或“送政府暂时扣押”，乃至“处罚打骂”，成为实际上的“暴力征粮”，他们面临着“经济与肉体的双重打击”。[9]
2019-05-29
江津县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四川的普遍情况。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川西平原的所谓“大户”非常之少，因此这些加征负担不得不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在他们（无论是大户还是普通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之时，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袍哥再次充当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者，开始以组织的力量与新政权对抗。地方政府所称的“土匪”暴乱，也因此引发。
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2019-05-29
在雷明远捉匪的事迹中，袍哥是土匪的克星，在地方安全上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但在官方——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产党——的历史记述中（包括本书引用的关于贺松的记述），他们却与土匪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清代，干脆就称哥老会为“会匪”。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基本继承了这个话语传统。[2]这个现象可以有若干种解释：因为袍哥背景的复杂性，不可否认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官方话语的影响，使袍哥消极的方面被放大；1949年以后政权对袍哥形象的再创造。在现代国家话语中，袍哥都是无恶不作的恶棍，但是沈宝媛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和一个袍哥家庭建立了友谊，这是否暗示当时他们的形象并非那么可怕，或者说相当大部分袍哥，看起来和一般平民也差不多？雷明远失佃的事情是耐人寻味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似乎可以轻易迫使地主继续将土地租佃给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他可以杀人，但是在佃田的问题上确实无能为力，最后导致了其权力的衰落。
2019-05-29
我们可以发现在若干方面显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书所提到的贺松是学校教师。不过其成员大多不是正统精英，而是以下层和边缘阶级为主，所以袍哥难免被正统精英所歧视。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并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以成都为例，“哪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这样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6]其实，许多学校的校长也是袍哥成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2019-05-29
在《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发现，绿林好汉产生于乡村而不是城市，他们对于贫富、强弱、治者与被治者的情况都很了解。民众几乎不会帮助当权者去逮捕杀富济贫的盗匪，反而是保护他们。只有那些扰民的盗匪才会被人出卖。[3]在《盗匪》（Bandits）一书中，他继续阐发这样的观点。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侠盗并不是“因为犯罪而走向匪徒的道路”，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违法行为的牺牲品”，要不就是因为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而非“侵犯了老百姓”，因此“深受迫害”。他们能够“锄恶扬善”“劫富济贫”。除了自卫和复仇，“从来不滥杀无辜”。当他们金盆洗手以后，会回到曾经生活过的社区，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普通居民”。这些特质，和我们所熟知的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如出一辙。因此，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这个意义上的“匪徒”，和我们今天的犯罪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渴望建立一种“正义”的世界。他还指出，侠盗属于农民，如果不了解农民社会，就不能深入了解匪徒。[4]霍布斯鲍姆还发现，侠盗活动一般有其固定模式，他们想“维护传统”，试图把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其原来应该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锄恶扬善，匡扶正义”。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一点都不激进，例如允许富人剥削穷人，是在被传统所接受的“公平”范围之中；也允许强者去压迫弱者，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还要求富人与强者加强社会良知以及道德责任感。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侠盗们只是改革者，而并不是革命家”。[5]
但是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作为革命家，匪徒们的活动本身“并不会造成一种社会运动”，也许“不过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替代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最容易产生匪徒的地方，是那些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或是穷得雇不起当地劳力的农村，就是说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地方。他注意到游牧经济、山区、贫瘠的地区最容易产生这种剩余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些无法融入主流的农业社会的人，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也容易成为匪徒。[6]
2019-05-29
当天这副挽联就被军警派人搜去，继而查封了《大义周刊》，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的罪名，逮捕了杜重石。同年冬天，杜重石被营救出狱。[14]
据1946年《快活林》上的一篇文章，张澜也参加了这次追悼会。这篇文章介绍，张澜系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历任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员，而且“川省的哥老会，全国知名，简称袍哥”，张是袍哥的“大哥”。由于他年高，外加可以“领导袍哥”，所以中国民主同盟推举他做主席。但是这篇文章讥讽道：“想不到在袍哥当中知名的大哥，最近会在成都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大会上，挨了打，这一打‘不打紧’，岂不坍了袍哥的台！”到底是谁打了张澜，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明。作者似乎对于张参与政治非常不满，称：“袍哥的组织，是很严密的，轻易不预闻政治，专心注重社会内层，这张大哥，凭着袍哥领导者身份，要往政治圈里钻，放着社会事业不干，要上政治舞台，同[原文如此]一救国，应该从底层做起，这回挨打，岂不辜负了袍哥。”[15]另外，根据一本杜重石的传记，在会上，当张澜代表民盟向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时，台下口哨声和“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登时秩序大乱”。混乱中，有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撕扯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杜重石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16]
虽然不同文章对这个事件的描述略有出入，但是证实了张澜的确参与了追悼会，会上的确发生了冲突。以张澜这样的背景和声望，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自然有相当的号召力，当然也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快活林》上这篇文章就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认为他不应该以袍哥大爷的身份介入政治。但是，袍哥介入政治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篇文章不满的是，不像大多数其他袍哥站在政府和地方权威一边，张澜却成为一个左翼分子。当然，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张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新政权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那个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大胡子”，就是张澜（图18-2）。
2019-05-29
在今天的四川，虽然我们已无法再见“摆茶碗阵”的奇妙场景，但袍哥的许多词汇却仍然存活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如“落马”原是指袍哥遇难，现在指官员因贪污或其他原因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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