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本书在很久之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分，但是因为从nook换到kpw上，旧的书不少就放在上面没来得及copy过来就放在家里，错过了这么一本有意思的书很长时间。
说到底，这本书和叫魂这个事件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或者说，不是本书所想要讲述的重点。其中作者想要做的，主要是借着叫魂这一案件从开始到结束，为我们解释有清一代，特别是弘历（好像现在大家还是叫乾隆多一些吧），中央（特别是皇帝）是怎么样与地方的官僚机构相互斗争，是怎样努力控制官僚机构，却一直很难收到既定成效的。可以看到，尽管皇帝使用了多种制度（例如：普通的奏折通道，高级官员的密折上奏通道，织造等特务机构的信息通道，每3年一次的京查等等），也不能避免受到来自官员团体的自发的和非自发的抵制。
孔飞力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一种所谓“受困扰的社会”，即，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 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 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 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 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中还有一点，是否弘历只是利用叫魂这一事件来加强他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作者认为，弘历的本心只是想要解决这一案件，但是萦绕在弘历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对官僚的警惕和不满让他在这件事里一直努力去发泄他心头的不满（借用这一案件中所暴露的问题作为幌子）。
从中亦可看出，弘历作为满族统治者，一直认为保持满族人的优良传统是维持满人统治的重要方式。（认为江南充斥着汉人的恶习，比如官官相护，欺上瞒下，和稀泥，etc）。
最后，叫魂事件，追根究底，在刘统勋等人对皇帝的暗示中，皇帝认识到这并非是他想的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希望推翻清政府的阴谋。说到底，只是一个乡下的寺庙中两个和尚希望香客多来这里所散布的流传不广的谣言。是不是很讽刺！当然，皇上最后也没承认这一点（尽管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对于当时政府对于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严刑逼供，尽管作者在里面说的都很平淡，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纸张感受到那些犯罪嫌疑人是多么的凄惨。为了逼宫诱供很多官员滥施刑法，死人无算。即使在皇帝三番五次的强调之下，亦不能阻止（当然，皇帝阻止下面官员滥用刑法，我看不到一点来自君主如父亲般的仁慈，甚至没有类似对于自己所蓄养的牛羊一样的怜惜，无非是对于自己不能获得正确信息的恐惧）。
 
以下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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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又会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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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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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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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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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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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争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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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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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弘历并未蓄意这么做，但可能是在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的引导下，他依赖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非如此便不能达到的目标，即君主对于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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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了探讨弘历的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1768年后，叫魂恐慌又于1810年和1876年至少两次出现，但这两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发动全国性的清剿。1810年时在位的是弘历的儿子颇琰（即嘉庆皇帝），他不愿对剪辫妖术的谣言神经过敏。他写道：同样的怪异在1768年发生过，他的父皇曾命令对之“严加清剿”，但这些怪异却渐渐自行销声匿迹了。因此颐璇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后来镇压1813年八卦教叛乱时那样强迫嫌犯招供同伙，造成广泛株连）。相反，地方当局应进行秘密调查并秘密奏报，以免“衙门胥吏滥及无辜”，扰乱地方（如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时的情况那样）。结果，这一事件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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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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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但这样做时，他仍意图一箭双雕。巡抚富尼汉关于叫魂案犯供词并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说法误导了他，所以富尼汉必须降级并受罚。 但是，其他官员没有积极参与对叫魂案的清剿，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这种失职则导致了妖术在全国的蔓延。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的失职，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 作为最后的一幕，皇上的盛怒指向了新任山西巡抚苏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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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叫魂危机的文献记录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图像。其中那幅粗线条图像勾勒出的是每日进行的对妖术的清剿。而那幅比较隐晦不彰的图像则透露了文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国家作为一种工具（我将之称为“政府”），同我们对于政府的常识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为完成诸如征税、治安和战争之类的任务而建立起的组织机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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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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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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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没有一条规章则例要求在省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和弘历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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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绍诗的次子吴坛是邻省江苏的按察使。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学者。像他的上司一样，他也未向朝廷报告今春发生的叫魂案件。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他后来也因织造萨载对叫魂案件的密报而蒙羞，并遭到弘历的痛斥怒责。 但是不久，这个“不知恩之物”便为主子送去了更为可信的情报。 9月28日左右，即受到弘历朱批斥骂的三个星期后，吴坛奏报说虽然他来抓获叫魂案犯，但经过查访却发现苏州城外有十一座由俗人建造的佛教经堂。①有两个相关联的教派——大乘教和无为教——卷入了这些活动。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几个星期以前，无为教在保安受到严厉镇压。无为教（或许大乘教也一样）奉罗清为教主，自1727年起就被朝廷所禁。现在，大约有七十人被吴坛逮捕。他们的供词让人吃惊地发现，这些教派自1677年起就在本地活动，最早的经堂就建于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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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弘历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也可能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弘历的姻亲高晋的袒护，要对他不愿加入这场集体游戏的行为予以惩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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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六个星期以后，吴绍诗（在弘历中止了清剿以后）在反复谦卑的谢罪后报告说江西没有发现一起剪辫案。没有档案文字证明江西曾像邻省那样搜捕过可疑嫌犯。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要么是吴的警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动用过，要么就是这样的警网根本就捕捉不到嫌犯。 在江西我们看不到其他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据此，我们只能相信，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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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因应；再有一些可能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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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除了极为严重的渎职要受到刑事处分外，君主有两套缰绳来控制他的督抚们。其一是常规的行政则例，君主可以将官员交由吏部赏罚。另一套则是行使非常规的专制权力。使用这种权力所导致的制裁，可以是丧失宠信，也可以是丧失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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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已经看到，弘历要在常规环境里对付这些问题有多么困难。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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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弘历沮丧地发现，他的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商以弥合异见，这样就剥夺了他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是弘所在比较两份分别来自总督和巡抚有关人事的密奏时发现的：“伊等所注属员考语，大略相同。因复将伊等上次所奏两相比较，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弘历指出，遮些密奏是人事任命的关键依据。“是以一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亦不令在廷诸臣与知。”相应地，督抚们“自当个就所见，据实人告。初不会彼此会同，以示意见画一。且正惟不必画一，而朕于其间，参互审量。”若督抚们协调会商，统一口径， “奚事密摺具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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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759年，弘历十分震惊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两江总督通过机密渠道送来了敷衍了事的公文：昨偶检阅尹继善所奏属员贤否。摺内卫哲治尚为淮安知府，定长尚为徐州知府。计其时距今已十数年！自后何以竞无续奏？此系密陈之事，并无损宽大之名。尹继善复何所顾忌，而疏略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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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特殊的考评制度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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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他发现了一个官官相护的体系，其中巡抚们为了保护直接下属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名声免受失察的指控，会在弹劾奏章中写道：“（臣）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访闻无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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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故事的材料是现成的。在山脚下的县城根，石匠吴东明和他的一班工匠们正在修筑水门。像往常一样，吴石匠是通过与一伙外县来的石匠竞争而赢得这个工程的。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难道就不会用妖术来暗害自己的对手吗？当地的习俗相信，只要在对手经过的路上“作法埋丧”，就能置对手于死地。其方法很简单，只要埋下一只杀死的公鸡就足以成事。徐某建议道，和尚们只需散布谣言，说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巳在通往观音殿的路上“作法埋丧”。于是，一个“略通诗字”的和尚写下了大意如下的招贴：健圆山“为吾邑进香之地”，闻前月中“有石匠埋丧于山，经过之人遭其毒害”。慈相寺“素称清净佛门”，能助人“趋吉避害”。徐某在车县四处散布了这个谣言，为自己惹下的麻烦得到了五百文铜钱的酬谢。 有了案头的这个故事，军机处的承审官员们便讯问吴石匠，他是否知道有关与他竞争失利的石匠阴谋用妖术伤害他的谣传。这是又一次诬陷，又一个以不光彩的妖术伤害对手的图谋，看上去很像是春天杭州地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起因。但是，本分实在的是石匠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细节：昊石匠：去年，海宁县石匠郑无巨、毛天成来德清包揽建造城桥。因价钱谈不托，回去了。 承审官员：你是否闻说“埋丧”之谣言？ 吴石匠：今年我们并未见过郑、毛，也未听说他们对我们有何怨恨。 是否就是这个事件煽起了民间对于石匠叫魂的恐惧？军机大臣们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计兆美、农夫沈士怠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慨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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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弘历因而命令将叫魂案犯移送北京，结果并未发现首恶正犯，却发现多有累及无辜者。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于政体殊为未协”。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奇怪的是，廷寄又强调地方官并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警觉惕厉”仍然是地方安靖的保障。任何官员若能抓获“正犯”，就可以“自赎”前愆。同一天，一份明发上谕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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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对地方官所报告的拙劣失实的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呈递给弘历的奏报件件都是机智巧妙的杰作，这些奏报罗列出案情中的种种漏洞，包括大量翻供的原话。不过，刘将所有这些信息都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表之下——他只是不肯照单全收这些“狡猾”和“回避”的供词而已。至少，这些奏折不会让他受到对叫魂案犯手软的指责。当卖唱乞丐于10月15日在北京翻供后，刘觉得已到了采取行动以避免使皇上陷入更大窘境的时候。但这必须等到皇上在场时与他一起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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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官府的判决是，所有嫌犯（包括那些张贴传单者）都不是真正的剪辫妖党（手里握着这样有价值的证据，本来应该是很容易讨好焦虑的弘历，让他感到满意的！）。和尚觉性按“和奸有夫之妇”律，“杖一百徒三年”（他的罪行因妄供别人授其进药而加重——虽然是因畏刑而妄供）。陈氏被判枷号一个月，但允许折赎。本夫刘三元有权决定陈氏的去留。觉性的同伴均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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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过在弘历看来，关于石匠的线索只证明了那些官员们喜欢掩盖真相。浙江的石匠们也卷入了妖术案，但可恶的地方官们试图隐瞒案情，“化有为无”。显然江苏的官员们也在玩弄同样的花招。结果，妖术案才在各省蔓延，愈演愈烈。弘历批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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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对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来说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次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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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论满汉）主动向他报告过妖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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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时，君权神授本身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如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其它征兆时才可以看到的宇宙力量），或由于巴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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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再进一步来看，一个乞丐的发怒也会向人们鸣响警报，因为他的污浊本质同使用妖术的恐怖主义根本就是一回事。一个乞丐因为有人拒绝施舍而对那人发出的赌咒，其中包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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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接近于触及妖术恐慌的核心了。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最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因此，乞丐们照例会在婚礼丧事等场合大发利市，便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如果不让乞丐们得到应得的好处，一帮衣杉破烂、肮脏不堪的人便可能会（有时他们真的会）闯进仪式的现场。而他们的出现本身就会让主人极为难堪。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将婚丧仪式的礼仪功效破坏殆尽。这种危险对于一场婚礼来说就已经够坏的了，而对于一场丧事来说则可以成为礼仪上的灾难。在十九世纪的一则记述中，恼怒的乞丐们甚至跳进了墓穴，以阻止下葬的进行。人们在面对这种可怕行为时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己抵御超自然力量伤害的能力极为有限，而在行善的神灵与作恶的鬼怪之间进行的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躯体和灵魂之间的联接又是很容易受到邪恶力量攻击的另一个危险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便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正事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也不在乎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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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中国，无疑也可以看到有关头发汲取并储存精神力量的证据。 在广东地区举行的丧事中，头发似乎具有汲取丰富的生育能力的精神实质，人们因而希望，死者的已婚女儿和儿媳妇“在死者的棺材从村里被移进出去时在棺材上摩擦她们松散的头发”。詹姆斯·沃森认为，人们相信可以用这种有意吸收死亡污染的行为来加强生育能力和家系延续，好像死者的灵魂正在通过妇女的头发而重新进入到家系中来。叫魂事件还不断使人们注意到头发在和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剃度仪式等使得和尚失去头发的场合。人们常常发现和尚随身带有头发，其原因之一便在于：师父们通常会在为弟子施行剃度后将那些受教于他们的弟子的头发保存起来。但很明显的是，保存头发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辈份的和尚之间。人们还知道，和尚们也会沿路相互交换头发，以便彼此“结缘”。也许，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扩展自身灵魂力量的多样性——因而也扩展灵魂力量的效力？——从而加强自己同所有和尚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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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尽管帝制时代中国的执法者们曾一再对此予以否认，他们其实相信，某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是有可能在人与神灵之间发生的。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而这两者在皇帝的言论中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思考1768年的大恐慌时必须记住，对于弘历大肆反妖术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便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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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种将叫魂行为归之于“惑众”的说法中发现恐慌因素的最重要的根源——这种因素在这个关于弘历如何同时应付妖术和削发问题的故事中是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的。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联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 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同样，妖术会给人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问题的表述与它所代表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确实，如同《大清律例》的编注者所注意到的，正是这种场合会导致“凡人即起趋避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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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然而，谋叛的行为却使满清朝廷面临微妙的选择。谋叛者对于满清王朝提出的挑战往往会突出种族问趣，强调因为满人是外来人，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谋叛的案子并没有为颂扬满人特性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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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果情况正是这样的话，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为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支付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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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车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 Your Highlight on page 5 | Location 67-71 2016-05-12 20:15:36
42.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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